艺术批评为何要抵制资本强权
2010-7-13  来源:财神爷网  【点击次数(10628)次】
摘要:纵观自五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历史,可以说退化和蜕化是它的显著特点。准确说就是前辈知识分子的退化,后来者的代代蜕化。这就是当代中国无大师的现象原因。在极左黑暗专制统治下没有退化的只有陈寅恪、沈从文、林昭、林风眠等少数人,这也是吴冠中在其晚境不断尊崇鲁迅的真实原因。沈从文深知极权主义文统之凶险而搁笔,陈寅恪则为此受尽磨难。尽管他晚年双目失明,精神惨遭蹂躏,生活坎坷,他还是写出了传世作品《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陈寅恪能砥砺中流,则是因为他坚持了自由的研究精神,不为权贵和俗学所折腰。这其实既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也是近代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共产主义的中国已经消灭了所有神话,林昭却是例外。她的磨难,她的死,她的抗争,不仅成为党文化的绝对颠覆,也因超越了中国思维的精神高度产生了与汉语文化的冲突。换言之,汉语思想无法将林昭事件对象化,而相关的评论与其说在阐扬林昭的价值,不如说在降低她的价值。事实上在中国,悲剧与悲剧记忆之间一直存在一种内在张力:这里拥有世界上最震撼人心的悲剧,却一直缺乏对这些悲剧的理解能力和解释能力。林昭的精神价值绝不仅仅在于抵抗政治暴政,她是在一个把无神论鼓吹者当作上帝的社会里,彻底活在基督中,以上帝为归属的人。中国在20世纪拥有林昭是幸运的,但我们没有能力承受和言说这种幸运,也压根不配!道德制高点不是世俗权利钦定的东西,而是圣灵临到,亲手抚慰的那一根根压伤的芦苇。

 

    资本强权侵入了一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社会,我注意到经济学家近年用“权贵资本主义”概念分析我们当代社会的特性,相当精准。如吴敬琏所说:“所谓市场经济不过是权贵经济、裙带经济;所谓国企改革与私有化不过是权贵变相的私人占有国家财产;所谓教育、医疗市场化不过是变相的掠夺民间财富。”——也就说,谁拥有权力,谁就能致富。谁的官大,谁就越富。这里我们不反对当官的,有权的人也有发家致富的权利,但用“权力致富”则是极端不义的。我们知道,权力致富的实质就是掠夺、压榨、剥削,是靠掠夺别人的财富而为富不仁。在目前中国各地每年出现的无数的民间维权抗暴事件,其实就是对这种抢盗行为的反抗。

资本强权操控艺术市场,导致先锋精神的沉沦
 
    在艺术领域,不必过多考证,就不难发现艺术意义话语几乎被经济价值话语操控,艺术作品的品位价值判断越来越不在批评家这里,资本已经胜利地操控了艺术市场乃至艺术品的生产。资本为何物?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资本仅仅是一个分析符码,从文化的象征资本到经济资本的运作,用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话说是一种“炼金术”,在工业化时代里,财富不再胜任区分社会阶级的特征。新兴的富人有足够的钱财去打造和劳工阶级不同的身分,但光是这样还不够,这样的推论略显单薄。在现代艺术批评的历史经验里,英国批评家贝尔与弗莱论文中所极力赞赏的新艺术所需要的感受力,已不是人人都可以普遍地获取,这特点变成了特定阶层的优越表征。能跟上典范艺术史流派的脚步,而快速更新成为培养鉴赏力的先决条件,而先锋文化也成为主流时尚必需汲取的风格。从所谓客观的胜任标准来看,这种流派变动必须要有评论的支持和关键的发言人,才能够鉴别出艺术中的挑战。受过教育的中上阶层资产阶级,为了确立他们的地位与权力,都乐意担任起这份须具备辨视能力的圣职。布迪厄《区辨: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1984)更加重此观点,认为先锋艺术就是不断地将先进的艺术重新定义在与通俗品味相反的方向。他的著作中提出,先锋文化与提高某些艺术作品层级的作为,不论是在文学,音乐或是视艺术方面,都代表文化领域中的阶级斗争。他指出中产阶级的手段便是不断累积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形成一股力量驱使品味走向让劳工阶级观众望尘莫及的方向。先锋艺术极具挑战性的视觉语言,便确切地示范了上述观点。就先锋文化而论,评论界与大众的接受时间会有一种时差悖谬,文化资本的获取仰赖先锋,消费文化则猎取其皮毛。在上个世纪70年代,这种手段在欧美国家逐渐式微,因为先锋艺术所带来的新奇的震撼,并未达成预期的目标,倒是助长了资本的贪婪,而且在争论上也没有单一的先锋艺术。而中国的先锋艺术,则从极权主义文化的逆子变成权贵资本的宠物乃至共谋。

只有当文化艺术体现审美价值和伦理价值 ,才能构成文明的核心价值

    资本强权在经济全球化的中国,带有明显的罪性,它是一种不断扩张的制度化贪婪和暴力。所以我宁愿在这里谈谈价值论。价值论涉及到三种价值,一个是审美价值,一个是伦理价值,一个是经济价值。先说伦理价值,反思经济学,就发现市场经济其实是一艘天生有缺陷的船只,并且发现了一些既与原教旨主义不同,也不同于左派和新左派的经济学资源(说是发现,是由于自己年轻浮躁,以前没看懂)。比如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阿马蒂亚•森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以及当代学者罗伯特•巴罗等人的著作,这一派可以统归结为“伦理经济学派”。从文明的演变看,西方文明的因子主要来自于“两希文明”,即古希腊文明和古希伯来文明。古希腊文明后来演变成基督教文明。基督教文明再经过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改革,便形成了新教,衍生出一整套有效的财富伦理和市场伦理(马克斯•韦伯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后者直接导致西方近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才有了今天西方文明的辉煌成就。而市场经济的成就不过是这一文明的美丽果实而已。

    现代中国文化人大多是孔子(儒家)的粉丝,却忘了孔子其实是尧舜的粉丝,而尧舜则是上帝的粉丝。当代中国人往往更多强调从孔孟文化中去寻找现代性伦理的创造性转换,却忘了这不仅是一个被专制涂抹了大量金粉变得面目不清的文化体系,而且这个文化体系本来就不是孔子朝思暮想中的黄金文化。中国的黄金文化是信仰文化,其真正的黄金时代是在尧舜。那个时候中国并没有什么三权分立,也没有什么市场经济,也就是说并没有现代的一切正规制度体系,但一样迎来了黄金时代。何以如此?因为那时候的中国人有信仰,有真道。那是大道行于天下的时代,而此后的中国则不幸沦为孔子所说的“大道迷失”的时代。子修诗书礼乐易春秋,求诸于克已复礼,为中国人制定伦理规范,免得中国人陷于野蛮,实在是舍本逐末之举。现代文明不仅要建立在“术”和“制”上,更要建立在终极的天道的基础上。产权保护、合同体系、宪政体制,这一切都是人类文明智慧结晶。中国的转型需要将这些好东西尽数纳入,毫无疑问,中国的转型也包括了伦理的转型。艺术批评或社会批判性的艺术如果离开终极伦理价值,便是无希望、无信靠、无博爱的权利争端或话语表演。
 
审美价值体现在形式批评、伦理价值体现在社会批评,二者体现着现代艺术批评史的原则

    艺术与商品相互依存是现代主义显见的特质之一,可从两方面观察到:一、现代艺术倾向描绘商业文化;二、艺术求取商品的条件。这是十九、二十世纪西方艺术的明显特质,此特质有时会干扰艺术实践,却普遍被艺术从业者与大众所接受。如我们所见,先锋文化存在着几个悖论:艺术市场对艺术产生的工具效益目标在使艺术获得自主与解放,却同时要遵从艺术标新立异的特色。现代主义另一个英雄式的特质是避免商品化的定位,而且甘愿冒着撤离世界之险,或者是赞颂从这个世界隐退。从前达达、超现实主义、国际情境主义至抽象表现主义,都极力摆脱市场的操控机制。抽象表现主义在某层面的分析上,藉由退回纯美学的领域尝试把艺术抽离政治与市场影响。美国批评家葛林伯格接受先锋艺术与赞助者间的暧昧关系,毕竟画家也要吃饭,但是他主张艺术家必须与商业行为保持距离,而且经常疏离社会,为了艺术家生涯能长存,这才是一种英雄主义的行为。在视觉上带来的结果就是使画面纷纷扬弃具象现实世界的描绘。葛林伯格认为:

    从观众期望中抽离,先锋派诗人与艺术家为维持艺术的高水平,将艺术范围缩小并提升到表达绝对世界,如此所有的相对与矛盾就会消失,题材或内容成了如瘟疫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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