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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毛泽东同陈铭枢谈梁漱溟:这个人很反动
2010-11-24  来源:网上搜集  【点击次数(5695)次】

核心提示:陈铭枢的发问,使热闹非凡的会场刹那间一片寂静。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到主席台,目视着毛泽东主席。毛泽东略加沉思后从容地说:“梁漱溟这个人很反动,公开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但没有发现他暗中有什么活动,也没有发现他与美帝国主义和台湾有什么联系,因此他的问题仍属于思想范围的问题,因此我仍提出保留他当政协委员的资格。对于他的反动思想,不充分揭露不行,不严厉批判也不行。”

本文摘自:《1949年后的梁漱溟》,作者:汪东林,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拙作《梁漱溟与毛泽东》在1988年第1期《文汇月刊》上发表后,反响热烈。有读者来信询问:从文中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实际场合里,似乎是一边倒地批判梁漱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梁说一句公道话或对毛泽东的做法提出疑问,难道在一二百之众的高层人物中硬是没有一个头脑清醒者?实际情况究竟如何?

这个问题提得好,这正是《梁漱溟与毛泽东》一文的不足之处。笔者在这里根据事实,略作补遗。

在当时的情况下,鉴于毛泽东的威望和权位,是很难有人公开站在梁一边,或站在第三者的立场说公道话的。不过,即便在这场历史公案的进程中充满浓烈的火药味,一直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头脑清醒者仍不乏其人。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以批判的形式给梁漱溟指“出路”或以提问的形式为梁同时也为毛摆脱困境,一类是在批判大会上沉默不语,而在会后给毛泽东上书,为梁漱溟的行为作解释,以求取得毛的谅解。第一类的代表者是何香凝和陈铭枢,第二类的代表者是李济深和张澜。这四位先生的特点,一是在民主人士中德高望重,二是他们都是梁漱溟多年的朋友,对梁的思想、为人有较多的了解,并且都在一定程度上敢于直言。

在批判梁漱溟十分激烈,已经把梁说得一无是处的时候,何香凝先生在会上说:

今天听了关于梁漱溟先生那么多的问题,我觉得很诧异。十年前,当我同梁先生在广西昭平百步做抗日反蒋工作期间,我对他是敬重的。但自1949年初我在香港看过他发表在《大公报》上的一篇文章,我就开始失去对他的敬重。梁先生,你也知道,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祸国。当时你在报上公开发表那种言论(按:指梁漱溟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敬告共产党》、《敬告国民党》等文),是有不良影响的。这一次你的问题也十分严重。我认为你今后要闭门改过,来补救你的前途。不然你的前途就会十分暗淡。

就在何香凝讲话之前,毛泽东已经在气头上说过,梁漱溟这个人一生对国家、民族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其他人在会上的即席批判发言,都已把梁漱溟归入“反动分子”一类。因此,尽管何香凝的发言也在批判梁的错误,但口气之缓和,特别是发言中肯定了梁曾对国家、民族做过好事,这是与当时的会议气氛很不协调的。

梁漱溟先生几十年后在回顾这段历史公案时曾经这样说:

何香凝先生的发言在当时和事后,有三点引起我的注意:第一,在那种场合,她是唯一在发言中明确肯定了我过去是反蒋抗日的。也就是说,我并不是一生中对国家、民族没有做过一件好事的人。何先生说的是事实。那时候,因日寇进攻广西,桂林失守,我们退到贺县百步,我在那里主持民主同盟的发展工作,有许多反蒋抗日的朋友在那里,何先生是大家所敬重的一位。我同她时常见面,对时局的看法亦很相近。第二,她的语气缓和,发言中左一个梁先生,右一个梁先生。这在当时,发言者除毛主席等少数人还时有对我这样称呼外,大多数人都对我直呼其名。第三,她提醒我要闭门改过,补救前途。这是使我醒悟自己不该与毛泽东顶撞的最早的规劝之言。

另一位是陈铭枢。他在国民党时代担任过军政要职,长时期反蒋,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民革中央常务委员。他因为笃信佛学,在20年代就慕名与梁漱溟结识,深知梁的思想和为人。他面对疾风暴雨般批判梁漱溟的现实,不知从何说起。在气氛十分紧张的时刻,他站立起来向毛泽东主席请教。他说:

现在看来,梁漱溟的问题是很严重了。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不明确,要请示主席。那就是:梁漱溟的错误究竟是政治问题,还是思想问题?如果是政治问题,那就是革命与反革命之分,应该用别的办法解决,而不必在此多费唇舌;如果是思想问题,那就可以另当别论,采取耐心的教育、批判的办法,使他逐渐醒悟,而不必操之过急。如何?请主席指示。

陈铭枢的发问,使热闹非凡的会场刹那间一片寂静。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到主席台,目视着毛泽东主席。毛泽东略加沉思后从容地说:“梁漱溟这个人很反动,公开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但没有发现他暗中有什么活动,也没有发现他与美帝国主义和台湾有什么联系,因此他的问题仍属于思想范围的问题,因此我仍提出保留他当政协委员的资格。对于他的反动思想,不充分揭露不行,不严厉批判也不行。”

在1953年9月8日至18日前后10天的批判梁漱溟的活动中,李济深和张澜两位老先生一直坐在主席台上,始终保持沉默。应该指出的有两点:第一,李、张二先生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同时,一位是民革中央主席,一位是民盟中央主席,地位和影响超过何香凝和陈铭枢;第二,张澜先生是从头到尾没有说话,但李济深先生在会议没有转入批梁之前,即9月12日梁漱溟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言时,曾简单表示过梁漱溟提出的农民问题值得注意,实际上已表示了态度。后来会议转入批梁,李不再说话。

至于李济深、张澜二先生与梁漱溟在历史上的交往,也有必要作简要的补述。

李济深(任潮)与梁漱溟相交在青年时代。1922年梁漱溟29岁时,决定抛弃出世思想,李即由挚友伍庸伯(观淇)介绍其妻妹黄靖贤与梁漱溟婚配。在这之前好几年,伍先生常在北京西什库冯竹贤家讲授《大学》,梁是经常听讲者之一,并由伍先生引见,同另一位听讲者李济深相识。自此后李、梁交往甚密。1920年底,经伍庸伯推荐,李任潮离开任职的北洋政府陆军部,到广州任粤军第一师副师长,后追随孙中山先生,逐渐在广东发迹。1927年,李济深成为广东省的铁腕人物后,把梁漱溟请到广东去办“乡治”讲习所,这是梁漱溟后来在河南、山东搞“乡村建设”运动的开端。李、梁的交往和友情由此而进了一步。20年后,他们又各自走过曲折道路,相聚于北京。

张澜和梁漱溟都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的创始人之一。张澜一直是民盟中央主席,梁漱溟是中央常务委员,并在1947年兼任民盟中央秘书长。张澜对梁漱溟的思想和为人,深有了解。

在1953年9月下旬毛泽东严厉批判梁漱溟之后,李任潮为老友的困境和前途忧心忡忡。他既不能在那种气氛白热化的场合说话,也不能事后去劝说梁漱溟几句而解决这个难题。他深知张澜先生与梁的关系,又见着张也同他一样始终在会上一言不发。他决意登门找张表老(张澜字表方)面商,共议良策,帮老友梁漱溟一把。

心有灵犀一点通。李任潮刚刚在张表方的会客厅落座,张表老就捋着美须迎上前笑着说:“任潮兄是为梁先生的事而来的吧。”李赶忙起身握住张的手,连声说:“对,对,我们想到一块去了。”

两位老人都认为,梁漱溟个性太硬,顶撞得毛泽东主席下不了台,铸成大错,因而招来了这场灾祸。怎么办?自然要劝说梁漱溟作检讨,但他们又担心梁这个人很难作出

象样的自我批评,而梁的问题又确实不是一般的检讨所能奏效的。他们认为,这里边有误会的成分,特别是毛泽东主席对梁的个性和为人,了解有限。因而他们商定,联名给毛泽东主席写信,首先批评梁漱溟的傲慢,然后以老友的身份介绍梁漱溟的性格和为人,希望毛主席能看到梁这个人独特的坦率、耿直的一面,宽容梁漱溟的过错。李、张当场写出这封短信,并提出如果主席有闲,还可以约他们面谈、细说。两位老人三言两语完成这桩事,彼此都松了一口气,了却了一件心事。

但李任潮与张表方始终没有接到毛泽东的回音。不久他们曾几次因别的事见到毛泽东主席,但毛没有向他们提及此事。几个月后,二老看见梁漱溟已恢复参加各种活动,也没有听说梁漱溟受到什么处分,心中便逐渐放心,而没有向毛泽东主席再提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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