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河“行乞乡”新规:带子女外出须上报
2011-2-22  来源:网上搜集  【点击次数(6327)次】

    记者深入垤玛乡调查,贫穷使乞讨盛行,不劳而获思想一直延续

    对于红河“乞讨乡”的形成原因及解决办法,新浪调查显示:38.5%的网民认为是社会因素造成,23.1%的网民觉得是心理因素导致乞讨盛行,只有15.4%的网友认为,是经济因素导致这样的局面。

    在网友看来,要解决该乡的乞讨问题,关键是要完善家庭功能,发展教育事业,救助边缘化的未成年人,其次要加大国家资金和社会资本在农村脱贫中的作用。

贵阳街头,来自垤玛乡的孩子正在乞讨。

朱批福家崭新的小楼在村里格外显眼。

在垤玛乡,孩子躺在地上睡觉是家常便饭。

    深夜,一名小女孩站在贵阳街头,手里拿着饭盆,低声抽泣。因为她连1毛钱也没有讨到,回到家会被父母罚站。

    她来自红河县垤玛乡。和她一样在贵阳街头行乞的20多名孩子也一样来自垤玛乡。贫穷的村落从来不曾如此被世人所知悉和关注,除了这次——它被冠上了“行乞乡”的名号。

    是什么造就了“行乞乡”?行乞真能致富?这里的人真的喜欢行乞吗?

    现象

    一家人的贵阳行

    2月13日晚10时,朱批福一家三口终于回到垤玛乡牛红村的家,结束了他们在贵阳的15天“旅程”。

    牛红村小学旁,一栋崭新的两层楼房正是他们家,这栋外墙刷上白色石灰的房子在牛红村土坯瓦房群中先得格外显眼。

    朱批福一家都不太愿意说起在贵阳的这15天。这些天来,村长、乡长和媒体记者多次来访,似乎让他们的脸上挂满羞愧。

    很多人都以为朱批福一家是去贵阳行乞。其实,37岁的朱批福在贵阳给人擦皮鞋,2元钱一次,每天能赚到30多元。妻子和女儿一开始在公园附近捡破烂,每天也有30多元的收入。

    10多天后,朱批福的女儿朱燕(化名)在公园遇到一个比她稍大的姐姐,一问竟是同乡。姐姐问朱燕:“你怎么不去要钱?”朱燕说:“我怕要不到。”姐姐对朱燕说:“你跟着我去,我教你,肯定能要到。”姐姐对朱燕说,白天可以在公园里玩,晚上到酒店门口就可以要到钱。

    朱燕说,第1天,她要到10元,第2天要到14元,第3天20元,第4天,涨到30多元。然而,第5天凌晨,朱燕一家在旅馆睡觉时,被警察叫了起来。一家人被带到贵阳福利院,然后又被带到救助站。在救助站住了1天,他们房门被锁,上厕所也有人跟着 。

    第二天晚上,他们被从救助站“放出”,直奔火车站,登上了回家的火车。2月15日,牛红村小学已经开学。读六年级的朱燕也到了学校,一切如常。但当天下课,同学们开始嘲笑朱燕:“你怎么不去乞讨?还来学校干什么?”

    朱燕开始争辩:“我不是去乞讨,我是去捡垃圾。”但同学们没有理会她的辩解,第二节课后,仍然嘲笑着她。

    朱燕的成绩很好,曾是班长。最让她难过的是,不仅仅其他同学嘲笑自己,就连从前和她最要好的同桌也开始对她凶了。朱燕说,班上的老师没有多说什么,但因为她外出乞讨,被老师罚将一整本语文课本背下来。

    2月16日早上,朱燕以肚子疼为由向老师请了1天假,其实她并没有肚子疼。“我回来以后,就不想读书了。”朱燕说起自己行乞的经历时,头埋得很低,眼眶发红,声音越来越细。然而,说起这句话时,却突然把声音放得很大,显得理直气壮,哪怕她刚刚还说想读大学。

    对于朱批福家的房子,外人一度以为是靠行乞的收入盖的。朱批福一家认为很冤,为了盖这栋房子,朱批福负上了8万元的债务。

    “向银行贷款3万元,我伯伯借了4万元,我爷爷借了1万元。”朱燕用哈尼话问过爸爸后,转过头来用普通话对记者说,房子是2009年4月落成的,盖房没请过一个工人,所有活都是朱批福夫妻俩做完的。朱批福的大哥在河口,朱批福夫妇俩常在河口帮人收香蕉或打零工,多年来攒下了1万多元。

    朱燕说,不久前牛红村一些人跟朱批福说,到贵阳可以做生意挣大钱。于是朱批福带着妻子和她来到贵阳。到了才知道,村里人所说的大生意是擦皮鞋和捡破烂。1300多元,这就是朱批福一家在贵阳15天的收获。他们说,去贵阳的初衷,不过是想挣点钱把欠债还上一些。

    经历了这次的事情,朱批福不想再上贵阳。他说,可以像以前一样,到河口或者元江打点散工。
   调查

    饿出来的“行乞乡”

    虽然朱批福并非为乞讨而北上贵阳,但很多行乞人员出自垤玛乡是不争的事实。2月11日,贵阳记者和警方调查发现,贵阳的22名行乞儿童均出自垤玛乡,此前的2月6日,昆明市官渡警方对辖区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排查,带回36名流浪乞讨人员都出自垤玛乡。

    于是,垤玛乡被冠上了“行乞乡”的名号。其实,垤玛乡外出行乞风气从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了。

    垤玛乡地处红河、元江、墨江三地交界,是一个遥远的哈尼族山寨。随处可见的泥坯房,躺在地上就睡觉的孩子,路上随意跑动的黑色小耳朵猪,这一切无不显示着这些村庄的贫穷。

    1987年开始,因为粮食不够吃,垤玛乡许多人纷纷外出乞讨。“那个时候,每年人均口粮才150公斤, 人均年收入才114元。”垤玛乡现任乡长唐斗们说,垤玛乡外出行讨最多时甚至多达数百人。

    “没办法呀,肚子饿没饭吃,不出去乞讨就会被饿死。”有村民这样说道,那时候的行乞叫做“讨饭”。村民隔三差五跑到周围的思茅、元江、红河等地讨点粮食,平时仍在家干农活。

[1] [2]